2.1 行动公理（Action Axiom）
公理 1：
人会进行有目的的行动，试图让自己所处状态变得更好。
说明：
- “更好”是主观判断，每个人标准不同；
- 行动基于预期：“如果我这样做，未来会比不做稍好一些”；
- 即使预期错误，行动本身仍然是“有目的”的。
推论：
- 行动是 CBT 的最小分析单位。
- 市场、价格、制度、企业乃至国家，都可以被还原为“在特定约束下，一群人持续做什么选择”。
2.2 时间公理（Time Axiom）
公理 2：
人的生命时间有限且不可逆，未来充满不确定性。
说明：
- 时间不能被保存，只能被使用和流逝；
- 时间用于 A，就不能用于 B，这就是机会成本；
- 人普遍存在正的时间偏好：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，更偏好一点“现在的好处”。
推论：
- 折现率 r 在逻辑上必然为正（r > 0）；
- 即便没有货币与利息，只要有时间偏好，就存在隐含利率。
2.3 产权与边界公理（Property & Boundaries Axiom）
公理 3：
所有经济行动都发生在某种边界划分之内，边界决定谁对什么拥有何种权利与义务。
可以用一句非常直觉的话来刻画：
人天生就知道什么是“我（我们）的”，什么是“你（你们）的”。
这意味着：
- 产权与边界不是书本发明的概念，而是人类协作与冲突的本能基础；
- 制度只是把这种天生的“你我边界”显性化、程序化、可执行化。
边界决定：
- 谁可以占有、使用、收益、处分什么；
- 谁承担税收、债务、责任与义务；
- 这些权利义务在多大程度上稳定与可预期。
推论：
- 边界越清晰、越稳定，r_institution 越低，越有利于长周期投资与正总线建设；
- 边界越模糊、越任意更改，r_institution 与 r_u 越高，越易催生短视、寻租、掠夺与冲突；
- 当制度不再提供可信的合法修复路径时，社会会倾向采用极端方式重写边界（暴力、革命、政变等）。
2.4 公理与评估之间的桥：CBT 的最低限度规范立场
行动公理是主观主义的：“更好”由行动者自己定义。但 CBT 的评估语言带有明确倾向：来源端推崇 FCF_Produce + FCF_Exchange，警惕 FCF_Rent / FCF_Plunder；用途端推崇 FCF→P，约束 FCF→R / FCF→S。
一个严肃的问题随之出现：从主观公理出发，凭什么说“生产优于掠夺”？
CBT 的回答是一个桥接论证，而不是纯逻辑推论。它由三步构成：
第一步，从公理 2（时间与不确定性）可知：任何主体若想让“更好”持续发生，都需要可延续的未来流，而不只是当期所得。
第二步，从公理 3（产权与边界）可知：FCF_Plunder 与高强度 FCF_Rent 依赖边界的可任意改写；而边界一旦被证明可任意改写，所有主体（包括掠夺者本人）面对的 r_institution 与 r_u 都会被抬高，未来整体贬值。
第三步，因此，在几乎所有主体各自的主观“更好”标准下，一个以 FCF_Produce 为主的系统，长期都优于一个以 FCF_Plunder 为主的系统——不是因为道德宣言，而是因为后者会系统性摧毁所有人为未来行动的条件。该判断的适用范围需要明确：它主要适用于仍需在未来继续行动、继续交换、继续依赖边界稳定性的主体与系统；对于自知临近终局的一次性博弈者（末日型掠夺者、确定退出者、自知将倾的政权），掠夺可能恰恰是其主观最优解。这也带来一条反向的诊断价值：当一个主体的行为从生产转向掠夺时，往往泄露了它对自身剩余时间的真实判断。
必须诚实声明：这个桥接论证依赖一个经验性前提——多数主体在多数情境下偏好可延续的未来。这个前提非常稳健，但它不是先验真理。因此应当明确三句话：
其一，CBT 的“去道德化”指的是：不用动机与道德标签替代结构分析；
其二，CBT 并非没有价值立场：它内置一个最低限度的规范判断——可持续的正和结构优于零和与负和结构；
其三，这个判断是被论证的，而不是被偷运的。本节的任务，就是把它显式写出来。